“域出版学术平台”的最大魅力即在于创造了学术编辑回归学术共同体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回归得以实现，学术编辑的学术性和职业性就有望被重新整合，学术编辑的独特价值就会得到承认，其所谓“主体间性”的优势就能够发挥出来，甚至有可能在学术期刊消亡后仍然在学术传播新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与学术共同体的疏离，学术编辑往往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新世纪以来，期刊体制变革和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更是把学术编辑这一职业推向危机之中。作为对变革的主动应对，学术期刊人提出了“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构想，并进行了六年的实践。学术编辑开始走向互联网，并在协作中发现了自己更多的潜能和价值。随着学术编辑对数字化理解的深入，又主动运用互联网思维，设计了“域出版学术平台”，试图借此重建学术传播的新秩序。以“专域”为核心的“域出版学术平台”，为学术编辑回归学术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在这一平台上，学术编辑有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其边缘处境，成长为学术传播新模式的核心和灵魂。 学术编辑的边缘化生存 与作者相比，编辑的工作具有幕后性、沉默性和奉献性的特点，因而常常被说成是“为人作嫁”。虽然偶尔会有“文化守门人”之类对编辑的溢美之词，但更多时候，编辑仅仅被视为一种咬文嚼字的雕虫小技，或者是类似于行政事务的细琐工作。日本讲谈社的鹫尾贤也算得上当代最成功的编辑之一，然而他对自己的职业却也不怎么自信：“编辑是什么？被人这么劈头一问，我总是嗫嚅地答不出来。回顾日常所为，难免惭愧，因为做的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工作，只要有优秀的作者，没有编辑好像也无啥大碍。”［1］尽管是谦逊之辞，但其中透露出的无奈和尴尬，恐怕每个编辑同行都有所会心吧。 如果说编辑是非主流，那么学术编辑的处境则更加边缘化，至少具有三重意义上的边缘性：其一，处于出版业的边缘。学术出版的产值在中国出版业中所占比例并不大，特别是许多学术期刊并不具备自负盈亏的能力，而是靠拨款和资助生存。在已经市场化的图书或大众期刊出版领域，编辑在“为人作嫁”的同时，多少还可以获得一些物质上的回报；学术编辑则算得上出版业的异类，坚持学术本位，恪守君子固穷之古训。其二，处于所在单位的边缘。学术编辑所在的单位虽情况各异，但编辑普遍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高校学术期刊编辑的“边缘化”现象尤其严重，学术期刊在高校中的地位不高，编辑部常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很多学校把编辑视为行政人员或教辅人员，有些甚至把学术期刊作为安置人员的地方。有的高校学术期刊已经并入出版社，但由于缺乏盈利能力，在社里往往也比较边缘。其三，处于学术界的边缘。在学术期刊诞生之初，学术期刊内嵌于学术共同体，乃至成为某种思潮和学派的载体。如1920年代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半月刊，就引领了历史地理研究的风潮。［2］当时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辑，本身就是洞悉学术前沿的学者，这样的编辑自然居于学术界的核心位置。但随着学术体制的变迁，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逐渐疏离，乃至外在于学术共同体，编辑在学术界的地位也逐渐边缘化了。　［3］ 近年来，由于学术就业市场供大于求，一些未能找到合适教职或科研岗的青年博士，退而求其次做了学术编辑，这也催热了关于“编辑学者化”和“编辑职业化”的讨论。所谓“编辑学者化”可谓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升了学术编辑与学术共同体的对话能力；另一方面，不尽合理的职称评定机制，又使一些编辑不安其位，甚至向教学科研岗流动。把编辑部变成学者的孵化器，或许有利于编辑个人的发展，却使学术编辑这一岗位变得更加分裂和不稳定。“编辑职业化”强化编辑的职业意识和职业素养，可以视作对“编辑学者化”的纠偏，但由于学术编辑这一职业的边缘性和交叉性，关于“职业化”的内涵也人言人殊。特别是，如果将学术编辑的职业属性与学术属性剥离开而强调前者，可能会使编辑与学术共同体的距离更加遥远。所谓“编辑学者化”和“编辑职业化”之争，实质上是学术期刊体制弊端的反映，是学术编辑与学术共同体紧张关系的反映。如果不能从体制的层面去思考和改变，不能使学术编辑回归学术共同体，并在其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学术编辑身上学术性和职业性的分裂就无法弥合。 十字路口，编辑向何处去？ 新千年伊始，原本在边缘地带默默耕耘的学术编辑们，又被抛入了职业危机的漩涡。随着互联网传播的兴起和印刷媒体的衰落，学术期刊在学术传播链条中的枢纽地位动摇了，数字化转型已迫在眉睫；而与此同时，期刊体制改革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正如朱剑所言，体制改革与期刊转型“这两场历史性变革的不期而遇已注定了它们的进程必然会交织在一起”。［4］“读数据库取代读刊”“纸质刊消亡”“转企改制”“编辑部体制终结”等种种说法，不断冲击着学术编辑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体制改革意味着告别过去的编辑部，而期刊转型则意味着告别过去的期刊，无论哪一种告别，滋味都不好受。对于学术编辑而言，体制变革和期刊转型是大势所趋，无法逆转，唯一可以选择的是自己面对变革的姿态，是消极应对还是主动拥抱。 2010年，朱剑提出了高校学报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数字化发展的建设性方案，其要旨为：联合教育部“名刊工程”期刊，对各刊纸质版发表的文章进行同步数字化编辑整合，打破校域界限，成立以各名刊编辑人员组成的联合编辑部，创立《哲学学报》《文学学报》《历史学报》《经济学报》等若干一级学科数字化专业期刊，组成“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新型期刊群，新创立的数字化专业期刊在期刊网上整体呈现，从而加深读者对期刊的印象和归属感。［5］2011年3月，“名刊工程”中的17家学术期刊联合创办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简称“网刊”）在中国知网以开放获取方式正式上线。 笔者曾撰文指出，这一设想的巧妙之处在于，“没有闯入期刊改革的雷区，而是从侧翼迂回包抄，在原有期刊基本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在几乎是一张白纸的网络空间另起炉灶，再逐渐以新媒介自身的力量改变传统的业态”。［6］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模式背后，蕴含着“两分开”的基本思路，即将纸质期刊与数字化期刊分开，暂时维持纸质期刊现状，而在尚属空白的数字化领域另起炉灶；将学术期刊编辑与出版发行分开，编辑回归学术共同体，实现编研一体，而出版发行则交给大型出版集团或网络运营商。从学术编辑的视角看，这种做法“显然比整体转企更符合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的规律”。［7］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上线运行几年以来，成员由17家扩大到140余家，从10个专业刊发展到12个专业刊和七个专题刊，提升了加盟期刊文献的能见度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学术期刊界前所未有的密切协作，加深了业内同行对于数字化的理解和认同。在取得不俗成绩的同时，“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弱点也逐渐显露：“纸本文献的数字化重组只是网刊初级的形态，是网络出版与传统学术期刊出版体制妥协的结果。由于传统期刊思维和体制因素的掣肘，网刊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瓶颈期，需要模式上的突破。”［8］在较长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2015年春天在清华大学召开的“首届学术期刊文学编辑论坛”上，朱剑对专栏作为学术传播的基本单元的思想作了公开阐发，笔者也从学术传播媒介变化的角度重新思考何为学术期刊，在会上对在线学术平台作了一些框架性的勾勒，“域出版学术平台”的整体设计思路呼之欲出。 如果说，“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是学术期刊界面临数字化和“转企改制”两面夹击时的被动应对，其设计思路更多是从传统纸质期刊角度出发；那么，“域出版学术平台”则是挣脱纸质期刊思维、主动运用互联网思维重建学术传播新秩序的尝试。与网刊相比，“域出版学术平台”是一种全方位的在线学术平台，其特色主要体现在对“期”和“刊”概念的突破，并确定将“专栏”（专域）作为互联网传播的基本单元。传统纸质期刊的传播是以“刊”为单元的，而在数据库中“刊”却被拆解成单篇的“文”，期刊的形象和编辑的价值都被湮灭了。朱剑认为，专栏最能体现编辑思想、编辑理念和编辑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他把专栏嵌入了“域出版学术平台”的核心。因此，尽管贯穿了用户至上的服务意识，但在以专栏为核心运作的“域出版学术平台”中，学术编辑才是其价值中枢和真正的灵魂。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和“域出版学术平台”的方案，都是由学术编辑提出并主动实施的，这使得它在气质上既不同于政府管理部门主导的上层设计，也不同于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化设计，更不同于IT精英那种技术导向型的设计。叶娟丽在分析这种变革方案产生的动因时，认为这既是源于学术期刊主编对未来发展的深层次的危机感，也是对其生存利益的一次理性的算计。［9］体制改革和期刊转型中最难解决的就是人的问题，学术编辑的存在本身，就是改革和转型的最大障碍，随时可能成为变革的牺牲品。他们处在体制改革和期刊转型的十字路口，彷徨无措，如履薄冰。 假若学术期刊脱离体制的保护而丧失“核心”地位，从属于这些期刊的大量学术编辑该往何处去？如果编辑部体制终结，学术编辑被推向市场，他们如何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一旦纸质期刊退出历史舞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了应对这一个个冰冷的问题，学术期刊编辑给出了一份带有温度的答卷。原本被视作改革障碍物和牺牲品的学术编辑，在这种学术传播的新模式中却变成了灵魂人物。这一模式的主要设计者和实施者朱剑、仲伟民等人，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及其升级版方案“域出版学术平台”，就是为了给学术编辑尤其是青年学术编辑寻找一条未来的生路。这些期刊主编已经在学术体制内取得了稳定的地位，他们所谓的“理性算计”，主要并非基于自身的利益，而是出于对学术期刊的深厚情感和对青年编辑的爱护与疼惜。 网刊时代：走向互联网 在网刊的创办过程中，遇到最多的质疑就是，网刊只是做一些文献筛选重组，并不能算是创造性的工作。事实上，尽管网刊的编辑出版模式和流程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看似不起眼的文献筛选重组工作，却体现了编辑在互联网时代的独特价值，并显示了学术期刊之间、学术编辑之间相互协作产生的不可小觑的力量。 在上层倡导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传统纸媒编辑必然向新媒体乃至全媒体编辑转型，已经成为业界共识。比如，姬建敏指出，媒介融合“导致整个编辑实践形态发生变化——从传统上的部门编辑实践形态，向交叉复合一体化的全媒体编辑时间形态转变”。［10］笔者曾分析过互联网时代给编辑带来的特殊机遇：网络媒介时代的读者，面对的是海量的学术信息，“编辑者若能够凭借自己的专业水准和职业素养，披沙拣金，对文献进行筛选、分类、重组、排序，将为读者节约大量宝贵的时间，大大提升学术研究的效能。在大量文献基础上的筛选重组，正是网络媒介时代学术编辑的核心工作；也正是这样的工作方式，使参加网刊工作的编辑实际上已经开始向网络媒介编辑转型”。［11］在互联网时代，期刊作为一种印刷媒介很可能会消亡，但编辑作为一种功能却不会消亡，因为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是选择和聚合的能力。基于上述思考，笔者还乐观地预测，“与学术期刊必将式微乃至消亡不同，编辑这一角色在未来的在线学术平台上将继续存在，甚至还会加强”。［12］ 中国为数众多的学术期刊，主要可以分为高校学术期刊、社科院（联）系统学术期刊和其他科研机构所属的期刊。在网刊创办之前，不但罕有高校学术期刊与社科院（联）学术期刊之间的互动和协作，即便是高校学术期刊之间、社科院（联）期刊之间，也存在着由来已久的门户隔阂。为了创办“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高校主要的学术期刊迅速凝聚起来，在极短的时间里达成基本共识，在并无政府部门和社团牵头撮合的情况下，《清华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等17家名刊工程学报自发组织起来，成立联合编辑部，后来几乎所有主要的名刊工程学报都陆续加盟。2013年“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扩容也很顺利，虽然设定了比较严格的入围门槛，但到年底时加盟期刊已经迅速扩张到100家以上。即便扩容在大约两年前已经暂停，但直到今天还会不断收到加盟的申请。值得注意的是，网刊的成员中不但包括高校综合学报、高校专业学术期刊，也吸纳了社科院（联）系统和其他科研机构所属的期刊，可见网刊对学术期刊的吸引力。在“域出版学术平台”中，将取消期刊的资格门槛，原则上面向所有学术期刊开放，唯一的通行证就是稿件质量本身。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网刊的实践促进了学术期刊编辑之间的协作。现行学术期刊体制下的学术编辑分散在一个个小小的编辑部里，特别是综合性期刊的编辑，往往很难在编辑部里找到专业上的同行，难免会有一种孤独感。网刊的工作结构是按照专业或专题组成的，需要不同期刊的编辑在某一学科或专业领域合作。网刊通过动员加盟期刊中各学科的编辑参与，促使分散在各编辑部的学术编辑汇聚在一起，不但形成了学科比较齐全的高素质专业化网络编辑团队，同时把期刊界的学术同行乃至小同行整合起来，显示出网刊与学术共同体对应的潜力。 以《文学学报》编辑小组为例，已经召开过多次座谈会和小组讨论会议，不但保证了《文学学报》的编辑质量，也加强了文学编辑间的合作与友谊。编辑小组建立了比较好的分工合作模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王雪松在主编王泽龙的指导下承担主要编辑工作，其他几位小组成员紧密配合。 值得一提的是，《文学学报》编辑小组已经在清华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成功地举办了两届“学术期刊文学编辑论坛”，并初步形成了一年一度轮流坐庄的办会机制。这种由学术编辑发起的专业性编辑论坛，规模能达到七八十人，在网刊创办之前是难以想象的。与会期刊除《清华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南开学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等高校综合性学报和《外国文学研究》等高校专业学术期刊外，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和《外国文学评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地方社科院的《社会科学战线》《天津社会科学》《山东社会科学》《福建论坛》，社科联系统的《东南学术》，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英文刊《中国文学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同时也包括地处澳门的《澳门理工学报》。通过上述对部分参会单位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论坛层次之高、覆盖面之广、类型之多元。需要指出的是，出席论坛的不仅限于文学编辑，也包括文学领域的学者，比如，首届论坛的发言人中就包括两位长江学者，第二届论坛更是邀约了孙绍振先生等学者与编辑进行对话交流。在这种学术互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学术共同体的氛围。 在其他的编辑小组中，虽然情况各有差异，但同样都基于严谨的学术眼光和密切的同行协作。比如，《历史学报》由四川大学原祖杰和南开大学姜胜利两位教授主持，《政治学报》由武汉大学叶娟丽和山东大学刘京希两位教授轮流坐庄，这几位都兼具学者与主编的双重身份，可谓网刊中的经典搭配。再如《哲学学报》，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副主编付长珍教授担纲，她既是资深学术编辑，又是青年学者中的翘楚，大胆运用以问题为中心的编辑思路，提升了《哲学学报》的学术品位。《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副主编吴兰丽接手《哲学学报》后，水平得以继续保持。还有《社会学报》，早期由《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老主编崔月琴教授与编辑沈诗杰负责，后来交棒给了上海大学的社会学专业期刊《社会》，年富力强的编辑张军成为挑大梁的骨干。《复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东南大学学报》的老主编黄颂杰、张积玉、徐子方，在退休之后还心系网刊，继续关心和指导网刊的编辑工作。此外，《经济学报》的施有文、《传播学报》的赵均、《民族学·人类学学报》的胡宝华等许多优秀的网刊编辑，都以自己长期兢兢业业的努力，维护着网刊的质量和学术编辑的专业水准。 为了编出最好的网刊，专刊编辑们审稿时铁面无私、大义灭亲，缺稿时上下求索、奋力拼抢，编排栏目时反复推敲、殚精竭虑。而所有这一切，竟然都是在本职之外进行的义务性工作，而且网刊的编辑都没有署名。限于篇幅，恕无法逐一列举这些默默耕耘的“中国好编辑”，他们的专业素养和精神风骨，都足为笔者学习之楷模。 除专业刊编辑小组成员之外，不少加盟网刊的期刊编辑也在网刊上倾注了不少的心力和情感。每到两个月一次的文章推荐时间，网刊的QQ群和微信群就格外热闹。最初，各刊推荐给专业刊编辑部的文章，需要把推荐文章目录、单篇文章的排版小样文件和整本PDF版本等文件分别发送到两个邮箱中，再由专业刊编辑进行审核筛选，完成专刊组稿；与此同时，知网对稿件进行政审和技术加工。因为笔者负责网刊的日常运行，当时花费了许多精力跟来自不同期刊、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电脑水平参差不齐的编辑们解释各种细节问题。特别是2013年大扩容的时候，在QQ群里充斥着新人们懵懂的问题，好在有张军、秦曰龙等热心的网络志愿者涌现出来，主动为大家答疑解惑，分担了笔者的压力。由于各刊都有不同的推荐配额，要完成推荐目录的遴选和制作，并上传排版文件，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些负责各刊专刊事务的编辑，有些一做就是好几年，而且做得一丝不苟，实在令人感佩。 后来，这些近乎“手工操作”的流程被整合在一起，设计成网页平台V1.0系统。这一平台是在采编协同系统的基础上开发的，采用了“作者投稿—编辑部推荐”两步操作的模式，使用起来比较繁复，系统也不够稳定。新开发的V2.0系统打通了网刊系统和知网总库，简省了原刊上传稿件及专刊编辑下载稿件的流程，基本实现了傻瓜式的操作，大大加快了网刊编辑速度，一直沿用至今。 从2010年到如今，每年网刊都要召开一次或两次年会，尽管由于规模所限并没有公开发布会议通知，但每次会议的参会者都非常踊跃，越来越多高校系统之外的期刊参与进来，会议的氛围也越来越友好和亲密。网刊的合作，让学术期刊界更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也让“边缘化”的学术编辑找到了价值感和归属感。更重要的是，与互联网的接触和逐渐融合，让他们开始坦然地告别昨天的自己。 域出版：回归学术共同体 从学术期刊编辑的视角看，以知网数据库为代表的第一代学术传播媒介，无疑是灾难性的。因为在数据库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被拆解为一篇篇论文的期刊早已迷失在数字网络的汪洋之中了”。［13］这或许触动了学术期刊编辑之痛点。作为一位资深学术编辑，虽然明知纸本期刊的消亡无法挽回，朱剑仍然想尝试拯救“纸本时代综合性学术期刊最有价值的‘遗产’”［14］——专栏，因而将其嵌入“域出版学术平台”的核心。 如果只是把“专栏”的数字化重建看作一种怀旧，甚至是借尸还魂，就太过于肤浅了。因为在纸本期刊的废墟上重建专栏，其背后的逻辑是学术传播秩序与学术共同体的重新对位。用朱剑的话来说，“如果能通过技术手段，让专栏加大容量、拓宽视野、强化编辑实力、打破校域界限、扩大作者队伍、加强与学术共同体的联系，并且赋予其独立的形象和品牌，那么，改造后的专栏就完全有可能回归学术共同体”。［15］因而，从纸本期刊的专栏，到其数字化重生的形态——专域，［16］是一种“创造性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专栏借助于新媒体时代的技术，将获得凤凰涅槃式的新生。无论是传统期刊专栏的精心策划，还是网刊的筛选重组，都不可能实现与学术共同体的真正对应，这一点只有专域有可能做到。 专域具有一些专栏无法比拟的特性和优势。比如，由于印刷媒体自身的局限，纸本期刊的专栏容量是有限的，通常每期只有几篇，即便是专栏的扩张形式——专业性期刊，也只有一本书的容量。而作为在线平台，专域的容量是无限的，同时又可以轻松地实现各种分类，这为其与庞大的学术共同体对应创造了可能性。这也意味着版面不再是稀缺资源，单篇文章的出版成本降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无论多么偏僻的学术领域，无论多么细微深奥的研究主题，无论多么籍籍无名的作者，只要研究成果的价值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承认，都有可能在这个平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因此，在专域的设计方案中，包含着一种慈悲等观的学术评价的理想，在选择稿件时排除一切外在干扰，真正回归到学术本位。如果这种评价理想真的能够落实，就有可能反过来影响学术评价环境，给饱受争议的学术评价带来一股清流。 又如，专域拥有专栏无法媲美的互动性。在专域平台中，可以非常便捷地实现作者、读者、编辑之间的互动，而交流与互动是学术传播的使命所系。［17］专域是可以横向流动的，之间的“墙”是柔软的、虚设的，相邻的专域之间可以自由地交流，跨学科的学术生长不再尴尬。专域又是纵向打通的，涵盖从策划的缘起到出版和接受的所有环节，编辑与学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从策划组稿到编辑出版全流程的融会贯通才能使编辑、期刊和学术共同体成为一个不可拆解的整体”。［18］专域是学者和编辑共建共有共享的，从专域主题的创建，到专域边界的设定，再到专域核心文献的遴选、热点专题策划，乃至于对专域文章的评论和评价，都应该是学者与编辑协作的产物。若不如此，专域就不可能成为属于学术共同体共有的园地。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编辑既能够获得学术共同体的滋养，又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学术共同体中扮演学术组织者和服务者的角色。 在笔者看来，“域出版学术平台”的最大魅力即在于创造了学术编辑回归学术共同体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回归得以实现，学术编辑的学术性和职业性就有望被重新整合，学术编辑的独特价值就会得到承认，其所谓“主体间性”的优势就能够发挥出来，甚至有可能在学术期刊消亡后仍然在学术传播新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　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域出版学术平台”中，学术编辑有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摆脱纸本期刊的夕阳景况和边缘人的尴尬处境，成长为这一学术传播新模式的核心和灵魂。 注释 [1]鹫尾贤也：《编辑力》，陈宝莲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页。 [2]参见张耀铭：《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学术启示》, 澳门：《澳门理工学报》2014年第1期。 [3]参见朱剑：《重构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武汉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4]朱剑：《变革年代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生存》，《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2期。 [5]参见朱剑：《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6]桑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在线学术平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未来之构想》，《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7]仲伟民、朱剑：《中国高校学报传统析论——兼论高校学报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8]桑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在线学术平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未来之构想》，《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9]参见叶娟丽：《中国大学学报：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10]姬建敏：《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65页。 [11]桑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在线学术平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未来之构想》，《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12]桑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在线学术平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未来之构想》，《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13]朱剑：《做最好的传播：信息时代学术期刊的使命》，《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29期。 [14]朱剑：《重构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武汉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15]朱剑：《重构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武汉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16]为了与纸本期刊中的“专栏”相区别，我们不妨把数字化在线平台上的新生形态称为“专域”。朱剑曾对专域有所界定：“专域不再是某一刊的专栏，而是共建共有共享的新型平台”，“在形式、数量、稿源、编辑、制作等各方面已不同于个刊的专栏”。参见朱剑：《重构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武汉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17]参见桑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在线学术平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未来之构想》，《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18]朱剑：《重构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武汉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