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工作期间，不时有人告诫我“不能把北大办成清华”，我以为这是重要的提醒，也是重要的办学原则。大学最忌讳的是千校一面，用一个模子复制。我们既不能把北大办成清华，也不能把清华办成北大。北大清华应当各有千秋，各具魅力，各领风骚。

我先后在清华、北大求学就职三十年，也许是因为我对清华、北大都比较熟悉，因此经常有人问我对两校的看法。

北大在戊戌变法中应运而生，是从封建时代的太学、国子监演变而来的，她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

清华建立于1911年，是用美国人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创建的，从最初的留美预备学校演变为大学。

这些先天因素对后天个性必然产生影响。在历史上就曾有“北大老、清华洋”的说法。

北大历来以文理学科为主、以基础研究见长，重学而不重政、重道而不重势、重学而不重术，可以说是北大的传统。蔡元培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致应用。治学者方可为“大学”，治术者只不过是“高等专门学校”。

他虽然也说过要学、术并进，但实际上看不起应用学科。在北大，重理学轻实学、重科学轻技术、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的办学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上世纪50年代初高校院系大调整之后，北大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大学，文科由文史哲当家，理科由数理化当家，工程技术类学科和偏重应用的学科大多被剥离出去。

而清华基本上成了一所工程技术大学，理科保留了一点，而哲学和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统统被剥离出去。

北大、清华的这种学科特点也必然影响到各自的思想方法、行为方式和价值尺度。如果说科学的使命侧重于认识世界，那么工程技术的使命则侧重于改造世界。因此，北大更看重在认识世界方面有什么新思想、新见解，而清华更注重在改造世界方面有什么新方案、新成效。

北大思想解放、思路活跃、务虚能力较强，喜欢坐而论道，往往想法多、办法少，醒得早、起得晚。

清华则严谨务实，虽然想法不如北大多，但办法比北大多，想得到也能办得成。如果能把北大的“想法”和清华的“办法”结合起来，势必如虎添翼。

北大和清华都有着很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但表现形式大不一样。清华不但自我感觉好，而且很关注别人的评价。北大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反正北大就是这样。

清华注意内外有别，“家丑不可外扬”，尽管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但对外的声音常常是一致的。如果哪个清华人在外面说了清华的坏话，就会触犯众怒，招致“群起而攻之”。

而北大则内外无别，常常“内战外打”，北大人在外面说北大的坏话是常有的事，人们似乎也无所谓。在一些评奖、评优、举荐人才的活动中，因为来自北大的评委揭自己的短，而使北大落败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在清华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上级部门到北大、清华考察人才，在北大考察的结果往往是“虽然……但是……”，而在清华考察的结果往往是“不但……而且……”。

北大包容性较强，颇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风度，各种不同意见都允许发表，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怪诞不羁的人都允许存在，很难统一认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而在清华，校方意图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对某个问题能形成强大的主旋律，在困难时能够万众一心，集体行动，甚至逆流而进。但对于不同意见和持不同意见的人，有时则缺乏必要的宽容。

北大和清华都地处北京市海淀区，经常要同市、区、乡镇、街道打交道，没有地方当局的支持寸步难行。如何处理好同地方当局的关系，是个大问题。如果学校自命清高，凡事走上层路线，那麻烦就多了。

海淀区的一位领导对我讲，清华从区里得到的实惠要比北大多，而区里对清华的印象要比北大好，为什么？北大太清高，对地方当局总喜欢提意见、提要求、讲道理，缺乏尊重，不会说“感谢”二字，似乎别人为北大做事都是应当的。道理很重要，但光讲道理是办不成事的。

他希望北大以后在同地方当局打交道时换个思路：第一，学会尊重，善交朋友；第二，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第三，才是讲道理，以理服人，照理行事。清华在同社会打交道时，要比北大精明、务实得多。

北大和清华既是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又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彼此都把对方作为最重要的参照系。在长期的历史中，北大与清华在客观上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兄弟关系。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如果北大遭到厄运，清华也大抵在劫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