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一幢商用大楼，夏天通常会瞬感温度骤降，被呼呼的冷气包围；冬天则被暖烘烘的热潮直接“糊”一脸。在这类大型公用建筑中，制冷、制热的设备往往带着极端化情绪，靠一个设定温度横扫全场。这不仅让空气的舒适度大打折扣，还无疑增加了建筑能耗。

15年前，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张伟荣还是清华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开始在导师江亿院士的指导下研究怎样将建筑能耗降下来，如今，她又琢磨起如何利用智能技术和分布式技术来同时提升室内舒适度。她说，掌管建筑内热环境，提供热量、冷量的设备系统，坊间称为“暖通”，含供热、通风、空气调节3项主要功能。而这个不外露、看不着，却影响温度、空气流通的大家伙里边却藏着大学问。

从“修理工”到“海归”

2000年，张伟荣初到清华大学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报道，在师兄师姐的调侃中，差点儿以为自己要向一名修理工发展。

当时，在清华大学招生办老师的介绍下，她报考了该专业。但又听闻“暖通”，与修空调、烧锅炉挂钩，一度有些迷茫。“真正学起来，才知道原来它和热学的关联性很大，早年隶属土木工程，后来并入热能与动力工程系，现在又合并到建筑学院。”张伟荣回忆说，同学院的其他班级都在搞设计，他们则不一样，一开始学纯工科的知识，大学物理、微积分皆没落下，等到基础夯实了，才慢慢向专业靠拢。

专业了解越深，张伟荣越喜欢。后来，她被直推学校硕士，进入江亿院士课题组。在建筑节能刚刚兴起的那个年代，江院士主推从政府机关办公建筑着手降能耗，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形成一些政策条文，指导更广泛的建筑节能改造。于是，张伟荣硕士三年，有两年多的时间都在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跑，从清华大学到府右街的路走了一遍又一遍，中央体系的大楼摸底了一小半。拿到一些数据后，她就去做横向比较、数据分析，最终这些工作成果形成了一篇题为“政府机构建筑节能相关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

张伟荣

如果说搜集数据、进行分析、再提出政策建议的研究模式，可以称作“软性作业”，那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张伟荣要啃下的就是块硬骨头。

她于2008年赴日本东京大学建筑系，2012年取得工学博士学位，并继续留任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张伟荣说，初到日本的时候，导师加藤信介教授曾明确问她想研究什么。她对自己的博士研究方向有两个明确的想法：一是要区别于硕士阶段的偏软研究，来点儿数值计算、模拟仿真等“硬货”挑战一下；二是希望可以与原来的能耗研究联系到一起。“因为我的导师的研究方向是基于仿真模拟的室内通风，比如温度如何分布、室内污染物怎样分布……如果能够把这些和建筑能耗结合，我觉得可以更好。”

巧合的是，加藤教授也有类似想法，以“考虑室内温度分布的建筑能耗模拟方法”为题申请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重点项目。张伟荣顺理成章地包揽下该项目的绝大部分工作，只不过，“开始决定的时候很愉快，做起来却很是痛苦”。

“博士课题没有轻松的，流泪过，迷惘过，也怀疑过，更不要说用非母语来沟通交流。”不过，张伟荣也在聊天中直言庆幸，语言天赋让她很快地适应了环境，第二年已经开始讲日语并尝试用日语写论文。当然，这个过程中该有的磨合、磕磕绊绊，一样没少。项目书最开始读不懂，就一点点抠细节；仪器使用不熟练，自己动手外，用问来的经验补充……在张伟荣看来，研究室为她提供了不少便利。“我们从正教授、副教授、研究员、硕博生到科研秘书，人员非常齐备，管理上也特别高效，有各式各样的明文条例。”这种事无巨细的高效管理模式，和求学收获一样，成为张伟荣带回国内的宝贵财富。现在，凡是她自己学生经手的事情，无论大小都会尽可能形成书面文档，这让实验室管理更显井井有条。

张伟荣是在2018年举家回国的，当时距离她离开国土恰好10年。“为什么要回来？这个问题，我被问了无数遍。”她笑着解释，“在外界看来，自己和爱人都工作稳定，买了房子、车子，孩子也上了幼儿园”。更何况，她还担任了4年东京工艺大学建筑系的副教授，有2012年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特别研究员资格认定、2014年日本暖通空调学会最高学术荣誉论文奖、功绩奖，以及多个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荣誉加持。

但这些，都没能阻止她回国的步伐。张伟荣直言，待的时间久只是因为在犹豫什么时间回来。“我们从没想过永远留在日本”“我不希望我的女儿成为日本人”……言谈间不难发现，她的思考充分、理性，可以清醒地例数异国发展的个人价值实现、子女教育、父母赡养等问题，“更重要的是，我想把在日本的所学所见带回来，提高我们自己的学科发展”。顺着这个思路，也就很容易理解，回国对这位科研工作者来说，一直是个必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