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写信的历史至少有几千年，到20世纪中叶达到了大众书写的一个高峰，而在计算机与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现今几乎没有人热衷提笔写信，更不用说用毛笔书写了。近读《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那一幅幅手书图录及作品的丰富文化内涵，诚如编者所云：论及的事情“大到家国命运，小到儿女情长，均是大时代中独具特色的片段与注释，为他种史料所难见”，“文献与艺术价值尤其珍贵”。

看此书的一个感觉是笔者的无学，书信中多有不识的繁体字、草书、异体字或书写潦草之字。对于难辨与并无把握的字，本书编者有时也不得不用□表示。另一个感觉是那时用语与书写习惯之庄重，比如落款结尾有“道绥”“勋安”“吟安”“即颂俪祺”“顺颂日祉”“弟制”等。需要提及的是，“弟”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谦称，并不一定关乎彼此年龄的大小。如蒋复璁年长北大图书馆馆长严文郁五六岁，其信落款“弟蒋复璁拜启”。而一些谦辞如“猥蒙垂询”“恶诗若干”“以博吾师一粲”的用法已不多见。

传统书信均为竖写，在字里行间有时会发现不少学人将涉及自己的称谓，如“弟”“生”“拙”或某人的单字如“桢”等，专门写得小一点并向右偏出正行，以示谦卑与对他人的敬重。

有几封信令人印象十分深刻。一封是梁思成写给时任北平市市长聂荣臻将军的信，有14页之多。他在信中希望古都保护应尊重专家意见，呼吁“首都建设”一定要“慎始”，最后讲道：“对于今后数十百年影响之极度关心，所以冒昧陈辞。”保护古都急切与沉重的心情，跃然纸上。

一封是林徽因写给八岁女儿梁再冰的书信，这封信收入拟在香港出版的版本中。这是我第一次见她用钢笔写的信，也一睹才女舒展、娟秀的字迹中透着的果敢与含忍之力，这许是“字如其人”吧。林徽因在信中一二三四地一口气述说了十点，甚至在信后画了两张她和梁先生在离开女儿这一段时间骑骡走路、爬山的路线图，显露出一位母亲、一位女建筑师的本色与满满的爱意。

◇梁思成致聂荣臻信件节选

一封是梁实秋写给胡适的信，谈及胡适大约在1930年曾想请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陈源（字通伯）和梁实秋，用五至十年完成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工作。梁在信中说，“尊拟办法一多和我都全部赞成”，并决定“即日动手试译”，但“惟通伯不该推脱，他若不敢翻译，我们更不敢了”。梁实秋的回应最为积极，最终也只有梁公一人承担了全部翻译任务，1968年，洋洋40卷莎翁全集悉数出齐。梁先生“兀兀不休”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可谓我国译林之壮举。

◇梁实秋致胡适信件

◇汤用彤致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信件节选

再一封是汤用彤先生写给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的信，也很有意思。信中提及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清华南渡，曾在长沙确认了“定购书预算按系平均分配”的方案。汤先生认为，“原则自属公允，但本系之预算实嫌不足”，因为联大的哲学系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五个系三个学科即哲学、教育、心理组成。“他系只须购置一种学科之必要书籍，而本系则必须具备三种”，教师们意见颇大，“请求学校设法酌量增加本年度本系购书经费”。落款是“哲学心理教育系 汤用彤”，并盖上了他的一枚朱文钤印。在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囊中羞涩，这封信写于1938年6月，两个月后，教育系从哲学系分出独立。不知道汤用彤先生力争图书经费之举，后来有无下文。

“百封各意”，学人的手札不仅展示了书写者个人的内心世界，也往往展示着一个人际的、广阔的外部世界。信里信外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值得玩味。

吾辈今已疏于书信，仅有的用钢笔写的信，落款多是“祝好”“此致，敬礼”一类。现在又成为提笔忘字且不在纸上写信的一代，可谓“尺素不存”。时下再翻阅这些大多写于20世纪前半叶的学人手札，除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与文献价值，一览其颇见功力的书法艺术亦是一种享受。然而，在欣赏手札韵味之余，一些难以释读与辨认的文字，让人难免生出跨时代有时简直就像跨文化之叹。不过，看着那一幅幅手札，仿佛感受到学人的生命气息和宋代书法家姜夔那种“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划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的兴奋。